基础设施数字化发展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必要前提，农业数据资源是农业生产决策的重要依据，生产信息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标志。当前乡村数字化建设已从解决“从无到有”转向追求“从有到优”的新阶段，应深刻认识数字乡村建设的重大意义和现实紧迫性，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引领推动和支撑保障方面的关键作用，确保农民公平分享数字化成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

数字乡村建设初见成效，夯实共同富裕基础

2018年，首次提出《我国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方向进行系统规划。2019年出台《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系统梳理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八项重点内容，同时各级政府也在数字经济和乡村建设等规划中强调数字乡村的重点任务。

夯基固本：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

从小处着眼、大处着手、强基固本到落地生根，我国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得到全方位夯实。在信息通信及互联网领域，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稳步提升。截至2025年6月我国5G基站建成448.6万座，全国行政村通5G比例达90%，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80%的目标，全国行政村通宽带比例已达100%。农村互联网使用人数在逐年递增，截至2024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总数已达3.13亿，占网民总量的28.2%，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65.6%。在公共服务领域，我国远程医疗服务网络已覆盖所有市县，全国70%乡镇卫生院已实现与上级医院远程医疗对接并持续向乡村基层延伸，切实提升了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可及性。在数字平台建设方面，自“全农码”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以来，全国赋码量近23亿个，其中家庭农场一码通覆盖16.35万个家庭农场。通过“一码通识”数字系统可为农业用地、经营主体及农副产品等建立标准化数字编码并支持动态追溯管理，有效提升了农业资源数字化管理水平。

重点突破：乡村数字经济与智慧农业呈勃勃生机

智慧农业作为数字信息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显著提升我国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2024年我国智慧农业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大关，预计2025年将增长至1200亿元。全国范围内建成34个国家智慧农业创新中心、35个重点实验室，通过116个国家级示范项目带动农机农艺融合智能生产模式，其中累计北斗导航农机达200万台，植保无人机年作业4.1亿亩。数字化正深刻改变着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北大荒集团运用北斗＋AI技术实现厘米级精准插秧，浙江桐乡实时监测系统联动无人机、智能灌溉设备可有效提升资源利用率。数字技术也为农村数字经济开辟了多元化增值渠道，为乡村振兴架起“数字金桥”。农产品电商模式凭借其直观、互动等特性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更为农村创业者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2024年中国农产品电商网络零售额达到6797.8亿元，同比增长15.8%。农村物流网络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有力支撑了电商可持续发展，已建成村级物流站点近34万个，农村快递服务覆盖率从十年前不足50%提升至目前的98%。数字化应用正推动农业文旅融合发展，塑造了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民俗观光、乡村民宿等诸多三产融合的新业态与新模式，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广泛应用：乡村数字治理建设宜居宜业乡村

数字技术场景嵌入的广泛应用，有效整合原本较为分散的基层数据资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生活便利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塑乡风文明、改善社会生态、应急管理等，提供了全方位数字保障，我国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也有所提高。我国多地也正积极探索乡村数字化治理创新模式，形成各具特色的数智化实践案例。浙江德清县创新构建“数字乡村一张图”系统，实现县乡村三级数据互联互通，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民生服务、政务管理和经济发展全领域，开创了乡村智慧治理新范式。珠海狮群村“云上智村”小程序，通过线上民意收集、村务公开、应急预警、惠农政策宣传、远程医疗教育等多个专栏，让数字乡村技术扎根于泥土，让数字治理回归人心。无锡江阴市创新推出“数字积分制”治理体系，通过开发多功能协商平台APP，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充分调动村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这些实践充分体现了数字化治理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方面的多重价值：优化服务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创新治理手段、增强精准性，注重技术适配、确保普惠可及。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

数字人才紧缺，农村参与较弱

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人的振兴，数字乡村建设最重要的是人口素质要素。一是，数字乡村建设需要具有一定业务与技术能力的青壮年来建设或改造，而我国乡村面临着“资源单向流失型衰退”，人力、资金等要素持续外流，叠加农民与村干部数字素养不足，严重制约数字乡村建设。另外，专业技术人才高度集中于城市及非农产业，涉农数字领域面临严重人才短缺困境，农村地区职业吸引力更是不足，技术人员对农业农村实际需求认知脱节等问题突出。二是，数字形式主义和数字化排斥现象频繁发生。部分地区农民缺乏对数字乡村的全面认知，叠加传统封闭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对于多主体参与的数字治理及智慧农业机械化数字化发展，置若罔闻甚至有抵触情绪。部分地区乡村干部对于数字乡村建设停留在形式主义层面，尚未掌握对乡村数字资源进行采集、整理、分析、利用、预警的方法和能力，导致平台建设脱离实际需求，沦为形象工程。部分地区还存在数据安全管理薄弱，基层组织和居民隐私意识不足，重要数据存储方式粗放，存在严重信息泄露风险。

应用领域初级，技术供给低端

当前我国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尚未完全破局，智慧农业整体停留在初级阶段，多以零散试点模式运行，且存在结构性矛盾，我国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仅为9.7%，远低于工业21%和服务业40.7%的水平。受制于分散经营模式、土地流转限制等因素，农业产业协同度低，农业大数据库建设相对落后，全产业链数字化整合难度大，导致部分数字化农业产值较小且过度依赖政府补贴，陷入可持续性困境。

另一方面，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存在现实瓶颈。数字基站建设成本回收周期长，初期改造成本高而短期收益不明显，造成数字转型企业的投资意愿与积极性受挫，加之政府财政投入有限，部分地区存在设备故障响应滞后问题。同时，呈现出数字应用浅层化现象。乡村群众难以将数字技术真正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而多停留在电购商品、直播娱乐等浅层次应用上，而远程教育、数字政务、数字医疗、智慧农业等数字化专业应用场景还不够丰富。这些结构性矛盾亟待通过政策引导、技术适配和人才培养等系统性方案予以破解。

缺乏系统规划，协调效率较低

当前我国数字技术资源呈现明显空间集聚特征，数字鸿沟依然是横亘在城乡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障碍。特别是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乡村地区受制于基础设施薄弱和应用场景局限，难以充分实现数据价值有效转化，致使数字乡村治理效能和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均未达到理想水平，亟待通过数据与技术要素均衡化配置予以改善。各省因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差异，乡村间也存较大的数字设施失衡。例如尽管全国行政村5G通达率已达90%，但中西部偏远山区仍依赖卫星补盲；光纤网络入户率在北方农村显著低于东部，部分山区因地形限制导致信号不稳定，需额外部署应急广播等补盲设施；产业数字化发展不均衡，东部智慧农业渗透率超50%，而中西部不足20%。在数字平台运行时也存在跨部门信息孤岛问题，医疗、社保、农业系统数据互联互通率较低且重复建档率较高，村务电子化办理普及率低，无法对接上级政务系统。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共同富裕的优化对策

提升乡村数字素养，培育数字建设主体与数字人才

乡村数字化实施成效与村民数字素养水平密切相关，数字鸿沟不仅体现在技术接入层面，更反映在知识获取和技术能力的不平等上。首先，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健全数字乡村组织体系，打造数字化治理核心团队。党建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领导核心，加强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也要建立健全的数字乡村组织体系，明晰部门职能职责及目标任务，把数字乡村各项建设工作落到实处。其次，加大对群众数字化培训力度，可采取基础宣传普及+专业技术指导+数字示范户引领的三级联动学习机制，组织数字乡村大讲堂、数字乡村创客空间等培训活动。灵活采取数字学习+积分制激励机制，将村民利用数字平台参与公共事务转化为可累积信用积分。再次，培育乡村数字化治理服务主体。依托电信运营商等市场力量，探索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各场景的应用路径，并通过构建产学研协同机制，引导科研机构和高新企业参与技术研发，形成城乡联动的数字化发展格局。最后，强化乡村数字人才支撑。一方面，注重本土人才培育，开发农业生产、电商运营等实用数字课程，开展基层干部数字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计划，培育数字化生产、经营示范带头人。另一方面，采用人才引留机制，建立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体系，设立专项创业扶持基金等保障措施。

完善数字治理过程，实现数字乡村治理供需适配

一方面，结合各地乡村数字设施和技术能力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合理配置资源，避免“一刀切”。数字化基础较好地区可开展多业务模块整合应用，基础薄弱地区可从党建或村务等核心模块切入。打造纵向贯通的政务服务平台体系，以省级平台为枢纽构建五级联动综合数字门户，建立技术应用负面清单，防范重复建设和数据碎片化。通过政企合作因地制宜地培育特色数字文化生态，构建具备风险预警、内容审核的网络文化治理机制。与此同时，加大数字乡村建设财政支持力度，引导社会资本与数字资源向农业农村领域倾斜，构建以政府为主体、企业为载体、社会组织为平台、村民为参与者的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另一方面，优化乡村治理数据体系，丰富数字生活应用场景。在数字教育、远程医疗、数字政务、法律援助、纠纷调解等方面，建设丰富惠民的城乡融通数字化生活新场景。完善数字治理全流程闭合管理，包括标准化数据采集机制，重点采集人口、产业等核心数据要素，通过网格化监测实现动态更新；协同化共享平台，开发具备隐私计算功能的统一数据交换平台，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互联互通；注重网络安全应急处置体系，建立覆盖采集、传输、存储、处理的全流程安全体系；价值化开发应用，通过API开放和数据沙箱等模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应用创新。

优化数字要素分配，推动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利用数字资源要素与数字融合技术，推进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农村经营等领域中的深度应用，让农业更具数字化优势，让乡村发展更加智慧化。首先，加强智慧农业规模化发展。对土地等资源要素进行统筹，创造智慧农业规模化生产基础条件，构建“规模经营-制度保障-服务支撑”运行体系。加强智慧农业与新基建深度融合，通过系统布局物联网技术、遥感监测网络、农业人工智能等数字化设施，构建高效的农业算力网络体系，为智能灌溉、精准施肥、精准防治病虫害等应用场景提供技术支持。其次，完善制度供给体系，制定标准化流转合同范本、建立县域土地流转信息数据库、信息化监管平台与公开机制，确保流转过程的合法性与透明度，保障农民权益。最后，立足区域资源优势，实现信息技术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完善包含研发机构、装备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在内的产业数字创新网络，重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技术应用载体，通过建设示范性智慧农场或试验田形成技术扩散节点，形成具有科学性、实操性和可推广性的成果。以数字工具驱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优化“互联网+新农业”产业形态，例如利用数字技术将乡村文化充分融入特色旅游，创造乡村品牌经济附加值。重构生产流程和营销模式，精准预测农产品线上销售趋势，动态优化直播电商等新型营销策略，识别潜在风险增强产业韧性。另外，电商平台与数字营销工具的应用也培育了复合型职业农民群体，其数字技能与农业知识的融合也反哺了产业结构优化。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建设乡村数字基础设施

根据各地需求构建“需求导向-多元投入-协同转型”实施框架，有序化解城乡间与区域间数字基础设施不均衡问题，实现城乡数字资源的互通有无、资源共享、共同发展、优化配置。一是要避免出现“重硬件轻软件”等建设误区，夯实在智慧农业、基层治理、数字经济、公共服务、应急管理等多领域的综合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二是通过财政专项资金与社会资本有机结合，建立分层分类投资机制，重点保障网络覆盖和终端普及，开发适配三农特征的轻量化应用系统，实现电商平台与生产管理工具的深度耦合，推进传统设施智能化改造，在水利、电网等关键领域形成数字化标杆项目。三是增强数字平台建设包容性，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公平化与普及化，针对老弱残幼及低收入或留守等弱势群体开展数字技术赋能计划，引导建设者采用无障碍改造设计，提供更简洁易用的操作设备和应用。在具体建设进程上，重点推进5G、物联网感知设备等数字化设施向乡村延伸；同步建设智慧物流网络和冷链仓储系统，形成覆盖生产、流通全环节的数字化底座；开发差异化技术应用方案，针对平原地区推广规模化智能农机装备，在山区发展轻量化数字农具，实现技术供给与地域特征的精准匹配；培育电商新业态，通过产业链全流程数字化改造，构建“特色种植-智能加工-电商营销”的融合型产业生态。

结束语

未来五到十年，是我国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窗口期。乡村数字化建设是县域经济跨越发展的新动能，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路径，既构成数字中国建设的农村板块，又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技术支撑。通过数据要素激活，推动传统农业资源数字化增值，创造新型增收模式；依托数字治理重构乡村生产体系，同步提升治理效能与农民数字素养；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夯实共同富裕基础。乡村数字化建设需多措并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立匹配三农需求的数字乡村发展模式，真正使数字乡村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通过健全政策支持体系、引导市场资源有序投入，加快基建升级、夯实数字底座，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推动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业态，逐步缩小城乡数字差距，为农村数字化转型提供系统支撑，切实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文选自2024年度校（院）新进博士专项基金项目，《文体旅深度融合激发消费潜能的机制与对策研究》，项目号：2024BSJJ11。

(刘琨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工商管理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