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与文化根脉，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亟须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深度融合。本文立足于数字经济驱动文化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首先厘清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者间的理论关系与时代契合性，深入剖析当前面临的文化资源数字化不足、创新主体协同缺位、IP转化能力薄弱、复合型人才匮乏等现实困境，进而从技术赋能、产业融合、机制创新及人才支撑四个维度，提出构建文化数字基础设施、培育“文化+数字”新业态、健全协同治理体系、强化跨界人才培养等具体路径，以期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数字化活化、产业化发展及全球化传播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引言

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及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集群，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与文明形态，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引擎。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与文化根基，其传承弘扬与创新发展亦面临融入数字时代语境、回应现代受众需求的现实挑战。“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为破解这一时代课题提供了关键理论指引，强调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与要素创新性配置，为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化转化与价值释放开辟了新路径。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借助数字技术的渗透力、协同力及创新力，充分激活传统文化所内蕴的生机与活力，系统培育兼具数字特质与文化底蕴的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文化繁荣、增强文化自信并服务产业升级的重大议题。

新质生产力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赋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精神滋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积淀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及道德理念，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深厚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导向。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思想，有助于引导技术应用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与生态和谐；传统美学与工艺精神，则为现代产品设计与内容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文化元素成为差异化竞争的核心资源，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和美学风格能够有效提升数字内容与智能产品的文化辨识度及情感共鸣，进而增强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活力与可持续性。

新质生产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技术支撑

新质生产力以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存、阐释及传播与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通过高精度数字化采集与重建，可实现文物、非遗等文化资源的永久保存与虚拟复原；借助人工智能与知识图谱技术，可深入挖掘文化符号之间的内在关联，实现文化内容的智能重组与创意生成；利用VR/AR、元宇宙等沉浸式技术，则能够重塑传统文化体验方式，推动其从静态展示走向动态参与。新质生产力不仅拓展了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传播渠道，也为其融入现代生活、对接当代审美提供了关键的技术路径。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机制

新质生产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赋能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技术赋能机制，即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对文化资源的系统化采集、结构化处理与平台化共享，打通从文化资源到创新要素的关键环节；二是创新重构机制，即在数据驱动下推动文化内容、形式及业态的深度融合，催生如数字文博、智慧文旅、沉浸式演艺等“文化+科技”新形态，实现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转译与再造；三是制度协同机制，即以新质生产力所倡导的开放、协同、共享理念，推动文化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化创新生态，形成多方联动、资源整合的系统赋能格局。通过上述机制，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地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生动力，推动其实现从资源保护到创新发展的全面跃升。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现实困境

文化资源数字化程度不足

当前我国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仍面临系统性挑战，严重制约传统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基础。在资源覆盖层面，大量散布在基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及中小型馆藏机构的文物数字化进程明显滞后，形成众多尚未开发的“数字盲区”，导致丰富的文化资源难以有效转化为创新要素。在技术应用层面，现有工作多停留在基础的影像采集阶段，对高精度三维建模、动态捕捉、虚拟修复等深度技术的应用不足，使得文化资源难以实现从“数字存档”向“智能解析”和“活化利用”的质变跃升。在数据治理层面，各级文化机构建设的数字平台缺乏统一标准，形成大量互不联通的数据孤岛，严重制约了文化数据的整合利用与协同创新。此外，现有数字化工作普遍存在重形式轻内涵的倾向，对文化资源的背景脉络、技艺细节、文化寓意等深度内容的数字化记录严重不足，这种浅表化的数字化难以支撑深层次的文化创新。全方位的数字化程度不足，不仅影响文化资源的永久保存与广泛传播，更阻碍了其与现代文化产业的有效对接，成为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障碍。

文化创新主体协同机制缺失

在当前文化创新领域，面临着协同机制缺失的严峻挑战，这严重制约了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系统培育。政府部门之间尚未形成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文化、科技、教育等部门各自为政，导致政策资源分散、项目重复建设，难以形成发展合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畅，学术研究往往脱离实际应用场景，大量有价值的创新成果难以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与此同时，文化企业因缺乏持续的学术支撑而难以实现深度创新，多停留在浅层次的内容开发层面。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技术公司与文化机构之间尚未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技术供给与文化需求难以有效衔接，导致数字技术应用与传统文化内涵挖掘严重脱节。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和利益共享机制，深层次的协同不足不仅造成创新资源的浪费和运行效率的降低，更从体制机制层面制约了文化创新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使得文化新质生产力培育缺乏必要的组织保障和系统支撑。

文化IP转化与市场化能力薄弱

目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IP转化及市场化方面的能力显著不足，限制了文化价值的有效释放。在内容开发领域，文化IP转化大多仅停留在简单的符号提取与形象复制阶段，缺乏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及向现代语境的有效转译。这致使产品同质化问题突出，难以打造出具备持续影响力的超级IP。在市场化运营方面，专业的文化IP运营机构匮乏，成熟的商业模式尚未形成，IP授权机制亦不完善。从内容创作到衍生开发的产业链条存在明显断裂。同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不完善，盗版与侵权行为屡有发生，这极大地打击了创新主体的积极性，阻碍了优质文化资源的商业化进程。IP转化与市场化能力的薄弱状况，使得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难以实现从文化价值向商业价值的有效转变，不仅制约了文化产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也削弱了中华文化IP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成为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阻碍。 

复合型文化数字人才匮乏

当下文化数字化领域面临着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的结构性矛盾，这已成为制约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关键瓶颈。高等教育体系存在明显的学科壁垒，传统文化类专业普遍缺乏系统的数字技术训练，而数字技术专业又往往忽视人文素养培育，导致既精通文化内涵又掌握数字技术的跨界人才严重短缺。现有文化从业者大多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理解不足，难以将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数字产品；与此同时，技术人才对文化价值的理解往往流于表面，缺乏对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和创造性转化能力。在市场需求方面，文化IP运营、数字策展、沉浸式体验设计等新兴岗位的人才供给明显不足，现有的教育培训体系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此外，面向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体系不够完善，文化从业者的数字技能提升渠道有限，技术人才的文化素养培育机制也相对缺乏。

数字经济视域下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培育路径

技术赋能：构建文化数字基础设施

构建系统完善的文化数字基础设施是培育传统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基石。当前亟须建设国家层面的中华文化大数据体系，通过制定统一的文物、古籍、非遗等文化资源数字化标准规范，构建覆盖全国的文化数据采集网络。应综合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多光谱成像、人工智能识别等技术，对重要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性数字化采集与结构化处理，建立涵盖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华文化基因库。同时，需要搭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文化数据存证与追溯平台，利用分布式账本记录文化数据的采集、流转及授权全过程，确保文化数字资源的版权清晰与来源可信，为文化数据的合规流通与创新利用奠定坚实基础。 

在夯实基础数据资源的前提下，应进一步建设开放共享的文化数字服务平台。依托云计算架构构建文化数据中台，整合分散在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的数字资源，打通长期存在的“数据孤岛”。平台应提供标准化的数据接口和开发工具，支持各类文化机构、科技企业、创作团队便捷地获取经过脱敏处理的文化数据资源。同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文化知识图谱，深度挖掘文化元素间的内在联系，为文化内容的智能化创作提供知识支撑。通过建设这样的文化数字基础设施，不仅能够大幅提升文化资源的保存水平与利用效率，更能为文化创新主体提供统一、开放、智能的技术支撑环境，从而有效地激活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

产业融合：推动“文化+数字”新业态发展

在夯实文化数字基础设施的前提下，应着力培育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文化内涵为核心的新兴业态。重点发展数字文博领域，推动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机构利用VR/AR、全息投影等技术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使静态文物“活起来”；创新发展智慧旅游，通过构建数字孪生景区、开发文化场景AR导航等应用，实现传统文化景观的数字化再现与互动式体验。同时，积极培育数字文创产业，支持基于传统文化元素的动漫、游戏、数字艺术等创作，利用区块链技术开发具有收藏价值的数字藏品，拓展传统文化在虚拟空间的传播维度。此外，还应大力发展沉浸式演艺、数字文旅综合体等融合业态，通过构建“文化+科技+旅游”的复合型消费场景，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消费新模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文化需求。

为推动“文化+数字”业态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一方面，要支持传统文化企业与科技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建立“文化内容+技术支撑+市场运营”的协同创新机制，共同开发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数字产品。另一方面，要完善文化IP的产业化开发路径，构建从内容创作、产品设计到衍生开发、品牌授权的全产业链条，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影视、游戏、文创产品等多领域延伸。同时，鼓励建设文化数字创新园区，集聚内容创作、技术研发、产业运营等各类主体，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此外，要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依托数字平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开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数字产品，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机制创新：构建多方协同治理体系

构建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是破解文化创新主体协同困境的关键举措。首先，应建立由政府主导、多部门联动的文化数字化发展协调机制，明确文化、科技、教育、财政等各部门的职责边界与协作流程，消除“政出多门、资源分散”的体制障碍。通过设立文化数字化发展专项基金，整合分散在各部门的相关资金，形成政策合力。其次，需要搭建集文化数据共享、项目对接、成果转化为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为文化机构、科技企业、高校及社会团体提供常态化的合作空间。该平台应建立标准化的合作流程与利益分配机制，通过项目制运作方式，将各主体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形成“政产学研用”紧密衔接的创新链条，从而有效地提升文化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在完善政府层面协同机制的同时，亟须构建市场与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的共治格局。一是应大力培育文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发展文化IP评估、数字版权交易、创新成果转化等专业服务，为跨界合作提供市场化支撑。二是需要建立健全的文化数字创新的信用评价体系，将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履约等情况纳入信用记录，营造诚信守约的合作环境。同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通过建立文化数字创新联盟、举办创新大赛等方式，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另外，还应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利用数字平台收集民众对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反馈，形成需求导向的创新模式，最终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新格局，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培育提供制度保障。

人才支撑：培育文化数字创新人才

破解复合型人才匮乏困境，首要在于重构人才培养体系。高等教育机构应打破学科壁垒，设立“数字人文”交叉学科，系统开设文化遗产数字化、文化数据分析、数字版权管理等前沿课程，构建“文化素养+数字技能+创新思维”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积极推进校企协同育人，与文化科技企业共建实训基地，通过项目制教学让学生参与文化数字化实践项目，在真实场景中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应设立文化数字化人才专项培养计划，重点支持既熟悉传统文化又掌握数字技术的硕士、博士人才培养，并鼓励高校教师与文化机构专家双向流动，打造一支既懂理论又通实践的师资队伍，为文化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

在完善学历教育的同时，亟须构建覆盖全职业周期的继续教育体系。针对现有文化从业人员，应开展系统的数字技能提升计划，通过举办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培训班，帮助其掌握数字时代必备的技术工具与创新方法。对于技术人才，则要通过文化素养提升计划，组织传统文化研修、非遗技艺体验等活动，深化其对文化内涵的理解。此外，应建立文化数字人才认证体系，制定行业能力标准，引导人才专业化发展。通过设立文化数字创新人才库，促进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流动。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是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具体而言，需要在职称评定、项目申报等关键环节向复合型人才适当倾斜，以此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展的良好环境，从而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筑牢坚实的人才根基。

结束语

在数字经济蓬勃兴起的时代浪潮中，唯有借助技术赋能筑牢文化数字根基、推动产业融合催生新兴业态、依靠机制创新构建协同治理体系、凭借人才支撑培育跨界创新力量，方可系统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而激发其内生动力，培育兼具时代特色与文化底蕴的新质生产力，为文化繁荣与民族复兴注入持久而深厚的动力。 

作者简介：陈曦  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